阴阳起源与图腾崇拜有什么关系?

民间艺术向来不是以表达客观事物的表象为目的,因此背带上的花纹就不是生物形态的花草蜂蝶的简单再现,也不是它们在自然状态中的意义的直接传达。民间绣花人已使它们成为表义的文符。混沌,是天地未分时的状态,古人描述其形为一个椭圆的大鸡子,太极图可看成是混沌之形最理性的图解。而广西背带艺术的造型中,混沌借助花的外壳,使生命追问的郑重命题变得轻松活泼起来。

混沌在古代神话的文字记载中是一个封闭的球体,它未开之前的内部情景,谁也不曾得知。但民间的造型术剖开了混沌,让人们一览其中的秘密。水族背带尾上的混沌是以围绕着四个蝴蝶的圆形捧托出来的,圆形中有些许花的影子,虽有意做了含糊的处理,却清楚地强调出两性器官的交接。一切的神秘在此作了直白。随着狭隘生命意识的不断建立,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繁衍,以图扩张控制世界的力度。于是,一个广义的生命主题变得更加具体起来。

广西居住着包括汉族在内的12个民族,在漫长的岁月中,这些分散而居的民族及其分支相对独立地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。由于各自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脉络不尽相同,背带上的标志也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。甚至在同一县境内、同一个民族居住的两个村庄,背带上的花纹结构都可能完全不同。仅据收集到的资料可见,壮族背带上的图案多达15种。在壮族背带上,集群分支的标志大多通过背带心的构图骨架来体现,例如南丹巴良村壮人使用“四角芙蓉纹”或“田字纹”,而那地村壮人则偏好“叶托花纹”或“牡丹套蝶纹”。

外部形象的统一曾在人类历史上体现部族或集群的凝聚力,而图腾或统一的符号正是这种形式的具体表现。随着时间推移,这些符号不仅统一了部族的集体意识,更成为识别亲疏远近的重要标志。它们炫耀着部族的存在与发达,甚至成为宣布一个新生命归属的方式。背带作为人生礼仪中最早且最重要的道具,必须承载这种特定的标记符号。人们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不断修订符号,使其既符合原有背景,又适应现代时空。例如金斑大蜘蛛这种如花朵般孕生万物的混沌形象,已成为侗族千秋万代使用的符号,实质上也构成了民族的图腾。

尽管图案多样,但一个民族总会有一些成为共识的元素不能放弃。在壮族背带上,“花”便是这样的共识。壮人对于祖神米洛甲的共同崇拜,渐渐转化为对百花的钟情,因此背带上或是满地开花,或是花中套花,总是离不开花的影子。依凭这些不同的标记样式,背着孩子的母亲同时背负着一种宣称民族繁盛、人丁兴旺的荣耀。绣在背带上的美丽花纹,当然不是一张供人观赏的装饰画,它之所以具有生命护符的精神功能,是因为背带上的花纹可以传达出民族各自萃集已久的信息,去提示所有的生命。

与古时的“福如东海”、“金玉满堂”等老句式画题并存的,还有许多较为新鲜的句子,如“怀中玉燕,长大成人”(壮族)、“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”(毛南族)……绣在背带上的有关生命的提示从悠久历史长河顺流而下,结集成一部从图符到文字的长篇巨帙。绣花就像深明大义的岳母刺字,将有关生命的前鉴与经验、劝戒与铭志、规矩与矛盾、自在与群体都刺在了后辈的脊梁上,成了抹之不去的叮嘱。这也揭示了阴阳图腾如何通过具体的生活器物和文化符号,代代相传并不断演变。

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观念体系中,阴阳鱼不仅仅被视为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,更作为一种重要的图腾观念长期存在。不过,这种阴阳观念并非以抽象哲学形式独立存在,而是更多地依附于他们对花鸟昆虫等自然事物的认知之中。当我们今天试图寻找这种图形痕迹时,往往无法直接从民族的文化典籍中找到答案,而是需要聚焦于母亲背负孩子的背带这一生活器物上。那里用精美的刺绣装点着女性对孩子的祝福,同时也蕴藏着民族文化对阴阳鱼记忆的深刻保留。

从右侧侗族背带的一例混沌花中,仍可看出阴阳鱼共形互生的特征。只是绿色块所示意的形块已经挤占了圆形的大部分空间,成为有五官的生命。位于左下角的混沌花花肚是椭圆形,倒探下来的花须探向花蕊的瓣,两边有些像眼睛样的东西,是太极阴阳鱼的一种活用。在同一个背带中心的花却与之不同,花肚没有阴阳鱼的痕迹,却明显绣着荡漾着的清浊二气。仫佬族的混沌花多了些以物喻理的生动,在硕大的花肚中,一只自上而下铺来的蝴蝶,用卷须一边拨开花心两边撩起的细细草丝,一边探向花芯中的拧嘴石榴。石榴与蝶都是多子的象征,共同构成可以化生万物的理想配偶。

壮族背带上的牡丹花,花肚中也有象征清浊二气的云勾勾,但早该散去了,因为一个清浊阴阳苟合而成的生命已经成熟——小孩子就站在其中了。如果说混沌花提示和回答的问题属于物种起源的范畴,那么另一类背带花中的图纹则是民族历史踪迹的寻觅。水族背带上的大蝴蝶、侗族背带上的花,都是民族曾经的图腾。在壮族、苗族、侗族、毛南族等民族的背带上,常常可以看到文字的出现。